薛溪祖:总书记当经济小组董事长是共产党古板
分类:政治人物

  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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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记者梳理发现,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小组中均有职务。而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则不止在一个小组中兼职。与国务院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变动多在政府网上公开不同,中央小组成员的职务变动鲜有正式的新闻报道。 ...  6月13日,习近平首次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召开会议。这也是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新华社公开披露的第4个小组组长身份。  公开报道中,各类中央领导小组并不鲜见,但作为小组组长人选却未单独成稿进行报道。在众多的小组中,哪些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衔?组长任命又有什么规律?  习近平至少身兼4个小组组长  6月13日,习近平首次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露面,这次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了我国能源安全战略。  这是自1980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以来,新华社首次公开披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此前,《人民日报》曾于1999年1月14日刊发的《1998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回眸》述评中,提及1996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除上述领导小组,习近平还分别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以上三个小组均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成立的。  2013年12月30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并提出由习近平任组长。  2014年2月28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以组长身份主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首次会议 。  2014年3月15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以小组组长身份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至少有18个“中”字头小组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18个“中”字头小组,而这些小组,多为“领导小组”和“协调小组”。  这18个小组成立时间不一,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农村领导工作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属于“老资格”,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则多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成立。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周望曾在其文章中表示,经过反复的撤并、重组与新设,目前中共中央的领导小组体系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由组织人事、宣传文教、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外事统战、党建党务这6大门类构成。  其中,组织人事类如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宣传文教类如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政治法律类如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财政经济类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外事统战类如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党建党务类如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等。1234 / 4 页下一页

  文章称,熟知中国国情的人深知,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仍然相当“纠结”: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期仍远未结束,一些部门依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特点;另一方面是一些官员依旧抱着过去十多年发展经济的惯有思路,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正在深化的经济改革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此,若没有总书记的强力“操刀”,经济改革难于落实,难有推进,进而直接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改革进程。

   有人认为,总书记兼任这一身份是挤了总理的位置,不合“循例”,由此还引申出诸多猜测。而事实上,由总书记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惯例,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担任过这一小组的组长。有媒体报道指曾有总理担任组长,但这个传言并不正确。

  分析人士还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顶层设计”,还需要由上至下的身体力行。文章指出,习近平以最高领导人身份循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再加上其国安委主席、中央网信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使其不仅执掌了宪法赋予的最高国家权力,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掌管了政治、国家安全、外事、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便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大幅提升了复杂利益博弈格局下的权力运行效率,为深化改革进行更加高效的顶层设计。

   资料显示:现在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至少可以追溯到1979年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80年,当时作为最高财经决策机构的国务院财经委改为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总理担任。1987年,时任总理赵紫阳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未卸下财经小组组长职务,直至离任。1989年,江泽民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继续担任财经小组组长一职。事实上,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后,官方媒体再未披露过关于财经小组组成人员的信息。有媒体报道指朱镕基、温家宝两任总理先后担任。但这个传言并不正确。财经小组组长一直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担任,江泽民担任财经小组组长直至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胡锦涛2002年接任总书记后同样担任财经小组组长。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统抓经济工作不仅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保证执行效果,同时也有利于冲破各种既有利益格局的禁锢和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职位的责任意味远大于权力意味。尤其在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最高领导人不可能置身事外,需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

  

  文章表示,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成为新一届中央高层的施政主轴。经过近一年的调研、筹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改革蓝图,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历时7个月,倾力构建出这一决定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方向的纲领性文件。

   所以,中国的领导小组制是历史经验,也是国际惯例。在需要大力破除既得利益,深入推进改革的重要关口,习近平更加倚重领导小组的力量,也是历史和现实逻辑的延续。

  至此,习近平作为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的形象渐趋清晰,影响力逐渐显现。

薛溪祖  

  来源:环球网

   【学习小组按】近日,习近平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消息见诸报端。

  文章表示,在目前由总书记担任组长或主席的多个机构当中,只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是由此前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更名而来,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是历史久远。

   据查,外界关于财经小组组长由总理兼任的传言并不正确,财经小组组长一直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担任。而分析人士指出,所谓“惯性”的思维判断也不合时宜,应与中国整个大的深化改革谋略结合后才能读出其中味道。

  另外,分析指出,从中国的制度设计上来考量,设立财经领导小组正是“党抓中心工作”也即“党管经济”的具体要求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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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该文称,一直以来,习近平对经济工作的介入就很深入、具体。习近平曾专门在地方召开过“经济工作座谈会”,其本人对经济工作的论述也非常丰富。在201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也对全年经济工作进行总结。

  

  因此文章认为,从目前所实施的经济改革措施上也能发现,此前中国多年未有突破的“京津冀一体化”,在习近平视察北京后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京津冀一体化方案有望很快出台。由此可见,在处理涉及到各方核心利益的棘手问题上,习作为总书记的政治影响力是最核心的因素。

   这个是中共政治迥异于其他国家的地方,中共长期执政地位,决定了这个政党和他的总书记永远是中国的第一责任人。不像多党制执政的国家,上一任执政党留下的烂摊子可以甩手给下一个政党收拾,中共不行。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说:“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政治责任是最最重要的……没人承担责任的话,那你的政治制度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恰恰来源于老百姓的口碑,所谓的“民心”。

  习近平循例接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经济发展一直是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首要任务。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就对全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总结,这是其全面接掌经济工作总结权和评判权的标志。作为中国的“一把手”来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理所应当。

  中新网6月20日电近期,习近平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会议,香港《大公报》网站19日刊文称,习近平以最高领导人身份循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再加上其国安委主席、中央网信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使其不仅执掌了宪法赋予的最高国家权力,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掌管了政治、国家安全、外事、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便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大幅提升了复杂利益博弈格局下的权力运行效率,为深化改革进行更加高效的顶层设计。至此,习近平作为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的形象渐趋清晰,影响力逐渐显现。

   6月,据媒体披露,习近平又多了一个小组长头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加上之前已经披露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习近平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最有实权的“小组长”。

  分析指,现在的财经小组至少可以追溯到1979年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它是当时的最高财经决策机构。1980年,国务院财经委改为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7年以后,总书记担任财经小组组长职务、总理任副组长成为惯例。此次官方在时隔近20年后首度披露该小组组长具体信息,则可看作是自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中国官方信息更趋公开化。

   经过近两年的党内整风和大力反腐,以及在反恐、领土及外交上的一系列布局,习近平正在掌控局面,进一步显出“智、信、仁、勇、严”的统帅风度。面对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相信中国的“习组长”也会自信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准备好了!

  分析人士称,发展经济依旧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习近平循例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并不意外。习近平一手主导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经济改革则是各项改革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出任该小组组长,也印证了经济改革将是遇到问题最多、触动利益集团最直接最根本的领域。

   前不久,中国坊间传闻李克强因为国务院系统的慵政懒政震怒地拍了桌子,指责底下各部门推诿塞责,“政令不出中南海”。作为中国经济的大管家,李克强深知中国的经济依然处在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必须捋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以,李克强上任伊始,便大力推动“简政放权”,但实施一年多以来,阻力重重。连国务院也在6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间接承认“不少政策措施落实的力度不到位、效果不明显”。从权力的牙缝中夺肉,谈何容易?庞大的官僚机器在保证国家正常运行的同时,也在不断因循守旧,消磨改革锐气。

   因此,习近平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组长,是个人的担当,也是时势的要求。作为小组长,习近平就是改革第一责任人,荣辱成败一肩挑。

   近日,小组收到组员“薛溪祖”的一篇文章,他对中国的小组治国模式、习近平总书记的魄力和担当进行了分析。今天推荐组员阅读。

   其实,领导小组是非常常见的工作攻坚模式。早在革命时期,中共就有著名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决策小组”。中共建国后,这类小组成为政治常态。有外国研究者认为,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政府将面临不确定的公共行政环境,而应对不确定的有效手段就是弹性治理,其特点是小型化、灵活化、服务化、团队化。这种临时性组织,美国著名组织发展理论专家沃伦·本尼斯称作“特组织”,美国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称作“任务小组结构”,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称作“专题工作班子”,在中国,它被称为“领导小组”。

   在这么多习近平担纲的小组中,除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崭新成立的机构外,其他都延续了中国正常的政治安排(其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则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进化而来)。有境外媒体指出,习近平以总书记的身份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是挤了总理的位置,不合“循例”,由此还引申出诸多猜疑。

   至于某些人对领导小组权力集中的质疑,其实也大可不必。

   在这点上,总理李克强深有体会。

   前不久,即将卸任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对记者感慨说,如果阿富汗能再来一次机会,肯定会选择中国模式。这是一个领导人对自己国家错过的历史机遇的惋惜,也是对中国成就的赞赏。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习近平领衔的小组,是中国当下最急迫要改并且最难改的领域。财经改革、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军队改革等,无一不是急难险重。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领衔多个改革小组,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的改革真是到了生死关头。正像习近平在上任不久考察改革开放前沿广东时所表述的:“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从经济领域入手,逐步放开社会和政治活力,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发展。但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矛盾,在近些年正逐渐显露出来。用中共的话来讲,就是容易改的都改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进入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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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习近平推进深改面临的“严峻生态”。他所面对的敌人,是不适应时代的体制,是中国庞大管理者中的腐败分子、懒惰分子,还有更难捉摸和根治的干部作风问题。他要不断与这些事情作斗争,同时还要团结起更多他的同事,一起努力向前。

   在中国的政治序列中,领导小组是个独特的议事协调机构。常常因某一个领域要改革攻关而临时设立,有些变成常设。可以集中相关部委力量,由更高层的领导出任组长协调各部。相比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科层制,这些小组的决策更为灵活机动,效率也更高。但因为领导小组不在正常的党政机关序列中,因此,多给人以神秘的印象。

   环顾历史和世界,在任何一个政体中,领导人的素质往往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最基本的就是要有担当意识。领导人愿意负责任的国家和民族,充满希望;领导人之间,政党之间互相“踢皮球”的国家和民族,往往精力内耗,错失改革良机。对中共来说,乌克兰、埃及、伊拉克等等国家的遭遇,可谓殷鉴不远。

   因此,习近平喜欢引用的中国古代典籍《诗经》的话来表述自己的治国心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比如之前多年未能突破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在习近平视察北京,召集三省一把手开会后,实现了突破性发展,京津冀一体化方案预计6月底出台。由此可见,在棘手的痼疾上,依靠总书记的政治影响力推动,是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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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不少分析认为:习近平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组长,是个人的担当,也是时势的要求。作为小组长,习近平就是改革第一责任人,荣辱成败一肩挑。

   领导小组既然是小组,自然是集体决策,这期间就体现了民主。无非就是在最后拍板的时刻,要有个敢决断、敢负责的小组长。习近平身为中共党员,必然受到中共纪律的约束,身为小组长,也不可能凌驾于整个体制之上,他必须要尊重并充分听取小组成员的意见。所以,领导小组的运作方式就是民主集中制,效率自然远胜过七嘴八舌、为反对而反对的“扯皮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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